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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十多年前，我曾到以色列-巴勒斯坦采访。在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城市伯利恒拍到了下面这张照片。 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在今天看起来恐怕不会让人有多少震动：在本次游行示威的前一天，伯利恒发生了一次反对以色列占领的示威。领头的那位组织者——一位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官员——在跟以色列士兵扭打时“突发疾病”死亡。“突发疾病”的说辞自然不会被巴勒斯坦方面接受。于是，在他去世的第二天，当地人以示威向以色列抗议这位示威官员“受虐”而死。 我是如何来到这一抗议现场拍下照片的呢？说起来也不困难。尽管人生地不熟，但任何一个外国人只要去网上找一个当地导游，就能够获得相关的消息。导游还能带着你来到现场，保证你能够近距离采访、拍摄整个流程，所需支付的费用公平合理。 不过，上图中的这位拿着照相机拍摄的仁兄既非记者，也不是抗议者。他是常驻当地的国际人道主义组织的工作人员。出现在现场的原因是需要详细记录抗议情况，以留档记录。这是他们的工作，某种意义上也关系到他的饭碗。 这一点很重要。巴勒斯坦地区的各种抗议活动，常年在各重要媒体和NGO的注视下密切进行。多年以来，约旦河西岸地区的游行示威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产业，小打小闹天天有，大吵大闹三六九。媒体、NGO、抗议者、警察和士兵，都合情合理地扮演自己的角色，像一座运转正常的机器。 除了那些因各种“意外”而在游行示威中失去生命的罹难者。 随着这些罹难者名单年复一年地延长，他们变成了数字，变成了这座正常运转机器中时不时出现的错误报告。时间让不正常变成了习以为常。 带我到现场“观摩”的那位导游也是当地巴勒斯坦人。他老先生在我拍摄期间，就站在十米外，慢悠悠地嚼着我给他买的齁甜的某种本地糖果，脸上甚至挂着一丝微笑。游行人员也就几十个，几次想要冲破士兵的阻拦都被挡住。士兵们虽然脸色阴沉，到也没见到什么出格的举动。 示威持续了40分钟。抗议者在几次冲击都未能成功之后停了下来，站在一旁接受媒体的采访。于是，我的围观也就到此结束了。 总之，一切都还算安好。一切都仿佛像是一幅平常的画卷，徐徐展现在我这个旁观者眼前。然而，这种习以为常和见怪不怪，背后却是恶意的平衡，让人难以判断是非。 上图的这位抗议者后来接受了我的采访。他自称是职业活动家，蹲过以色列的大牢。一开口，熟悉的一套套话语倾泻出来，毫无滞塞。这一点并不让我惊奇。直到回国后几个月，我还能在法新社最新的图片里找到他：当时正好是圣诞节期间。他很时尚地戴着一顶圣诞老人帽子，从在跳过一颗正在冒烟的催泪弹。很显然，他知道在什么场景下做什么，说什么。 在约旦河西岸，没有话题不跟以色列关联在一起，从饮用水供给受限，到自家商店被隔离墙圈在客流之外，从被定居者控制的高地，到小巷子外被迫接受排队检查才能回家的孩子，所有一切都是如此。 这里，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实控线犬牙交错，岗亭林立。连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想要从位于拉姆安拉的官邸前往希伯伦，短短几十公里路程也需要向以色列申请批准。 在伯利恒，我们的汽车在一交叉路口突然刹车，然后迅速向后倒车开走，因为路口有几个巴勒斯坦孩子在向高处的以色列岗亭扔石头。 C’estlavie，这就是生活！目睹这一切之后，很难不会理解为什么抗议与忍受成为这里生活的一部分，以至于让人熟视无睹。 而在实控线与隔离墙另一侧，那个看似繁花似锦、歌舞升平的世界里，恐惧与憎恶同样深深内化在了当地人思维里。 “某个白天，你听到了‘嘭’一声巨响，你就倒数吧！十、九、八、七、六……不用倒数到三，你准能听到警笛和救护车的声音！”在特拉维夫，一个餐厅的老板向我形容第三次巴勒斯坦大起义期间本地屡屡遭到自杀炸弹袭击的情况。 就在我采访的一周时间里，耶路撒冷分别发生了两起刑事案件。一名以色列人被泼了硫酸，另一名则在老城被人用刀捅死。一时间，老城里除了游客，其他出现在大街上的人们都用警觉而阴郁的目光四下扫视。 而上一次到以色列采访，在内格夫沙漠城市贝尔谢瓦，我和同行们忽然见到一架以色列运输直升机从蓝得像水晶一样的天空中急遽南飞。后来才得知，在几十公里外的边境，有恐怖分子越境袭击了一辆公共汽车，导致扯上多人伤亡。 在特拉维夫的公共建筑里，我常常能看到“Shelter”（避难所）的路标，一般指向地下室，有钢质大门，十分坚固。一旦空袭警报响起，人们就会飞快地躲进里面。 至于空袭来自何方，在北部可能来自真主党，在加沙可能来自哈马斯。一位以色列外交部官员曾对我说：“我们要对进入本地的每一公斤水泥、每一根钢筋进行严格核实和登记，确保它们不会用来袭击以色列。”这里的“本地”指的是加沙地带。以色列对这片面积只相当于北京朝阳区四分之三的土地实施了长时间的严密封锁，但终归没有阻止2023年10月7日“阿克萨洪水”恐怖袭击。 如今，再严密的封锁也挡不住来自千里之外的空袭。 在如此严酷压抑的环境中长时间生活，压抑着怒火、仇恨与怀疑，必然会有人失去对真正和平生活的感知与理解，进而做出让人不可理喻的决定。彼此内心中，邪恶的愤怒如同一条草蛇灰线，看似无害，其实它只不过把各个阶段的战争串连了起来。 但总有一些人能够在心底里维持着一丝底线。在特拉维夫，我采访了当地一个亲巴勒斯坦组织的负责人。此人在国防军服役期间曾参与过对伯利恒一带“恐怖分子”镇压行动，后来因无法承受良心压迫而退役，转而呼吁双边和解。他说，夜里他和几个士兵冲进当地人家里，用枪指着从沉睡中惊醒的老人孩子们，给他们十分钟穿戴好撤离。然后，士兵们把玻璃窗砸碎，把家具拖过来，架起榴弹发射器，看见那里有亮光就朝哪里打。说到这里，这个高个的大胖子突然沉默了一下，背过了脸…… 在伯利恒的难民营，一名在法国拿到文学博士的巴勒斯坦人办起了一处戏剧中心。他向我描述了自己在入境法国时海关坚决不承认他是巴勒斯坦公民的往事。这个小小冲突最后以海关人员将他认定为约旦公民而告终，但他却深受刺激并在学成归来后致力于开展文化教育。他用诗一样的语言对我说： “戏剧给我们的孩子们表达自己的机会，让他们怀着自己的想法长大，相信自己以后可以改变这个世界，相信自己可以在不用拿枪口对准别人或引爆自己毁灭别人的情况下也能够创造奇迹。” 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中东地区的战火，并怀抱对未来的希望，大概会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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